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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: 新文本運動 :::
| 「新文本號外」每半年發佈一次，每期均以專題形式，組織約二至三篇深度論文，整理新文本工作室成員的成果，以更宏觀和全面的角度，綜合分析當代歐陸新文本的種種特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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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轉載）思考香港編劇的進路與出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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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國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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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（本文原刊於 《文匯報》副刊 2016年2月13日）
去年底，「前進進戲劇工作坊」主辦「近年編劇平台及創作生態論壇」，不同世代的創作人熱烈討論，勾勒出香港劇場編劇所面臨的各種問題與挑戰。
缺乏藝術中介 市場化受阻
在「近年編劇平台及創作生態論壇」上，策劃人兼講者之一、「前進進」藝術總監陳炳釗向在台上的三位新進編劇（這裡說的新進其實也是相對於台上一眾資深創作人而言），包括王昊然、李穎蕾和胡境陽，問了一道有關編劇的願望的問題。王昊然很直接的就道出：希望每月有能維持基本生活的薪金，然後可以專心創作。這個問題引起了與王昊然同代的編劇的認同，同時他們亦表示，能夠與身邊同路人交流的意義與重要性，他們需要的除了是來自比他們有更多經驗更多的創作人的提示外，可能更需要的是彼此間的互相取暖，多於是所謂的「競爭」。事實上，在不少筆者曾參與的本地培育編劇創作平台的活動上，編劇互動與支持的場面不少，他們可能是演藝學院編劇課程的同學、或是曾在工作坊內遇上、或是在同一個讀劇平台上認識：這多少反映這一代能透過多元的途徑認識編劇甚至是發表作品，與以往透過各自修行、埋頭苦寫、看劇本自學的創作狀態大相逕庭。
然而對所謂「全職創作」，有時亦可能只是美好的想像。在香港以外不見得就有比這裡更好的條件，亦不見得很多人會像挪威國寶級當代劇作家約恩．福瑟（Jon Fosse）般會有政府全方位照顧；很多編劇亦必須同時兼任教職或其他書寫創作才能生活，不過有些機制的建立，的確比香港有優勝之處，令編劇作品的出路可以有更長遠和具生命力的發展。
其中中介（agent）公司或經理人的角色，在香港來說一直是一片未被發掘的空白。剛在英國完成編劇課程的創作人甄拔濤，在「前進進」論壇上分享了一些當地的新作比賽和編劇平台，這些都是中介公司或經理人找尋新秀的渠道。有潛質的作品不像香港般──由一個劇團上演一個周末後便銷聲匿跡、重演機會大受場地和主辦者節目策略限制、劇作出版亦不蓬勃──而在這情況下，劇作未能有中介為作品打開更多發表的機會與空間，這不單牽涉到劇作者能有演出版稅的收入，亦影響劇作是否能有更長的生命周期。
香港編劇在創作數量上之多，有時未必與創作人的創作力有必然關係，亦可能是被環境所練就出來的，為了生存，就只能不斷製造新的作品，而不是「創作」。在香港這個仍然主要依賴資助（包括劇團運作和場地營運）的劇場生態下，製作循環很受資助政策的制約；前述的「演期短」的現象固然與香港觀眾數量有關，但即使有「演期長」的可能性，香港欠缺私營劇場的問題仍然令有機會的作品難以突圍，這是令所謂劇場「產業化」、「市場化」困難重重的原因之一。劇作如花開花落，對創作人來說欠缺沉澱的空間，加上新作數量多而相對能針對評論劇作的劇評作品少，即使有心人（主要是兼具編劇身份的劇團藝術總監）近年大量催生編劇平台，但這些平台可持續發展的條件，和從中被發掘出來的新進者可以繼續留在創作圈內的可能性，與作品能否透過評論有被討論的空間，這種種都使平台出現的初期令人振奮，但往後總是出現數量高於質量的弔詭。
編劇平台缺乏後續支持
最近不少平台如「香港話劇團」的「編劇實驗室」、「前進進」的「新文本實驗室2.0」等，都思考編劇展演成果的不同可能性（甚至是否一定要有「成果」），和在培育的過程中，更多介入劇場構作（dramaturgy）的元素，令新進編劇在更多創作前的研究和梳理創作脈絡、方法的過程裡，找到更有視野和更有挑戰性的發展空間。
另一方面，常說本土劇作在海外交流和推廣都較音樂和舞蹈困難，香港劇作家被認識的機會往往不多，語言當然是其中一個問題，但是否沒有解決的方式？如香港編劇網上目錄（包括劇作家介紹和創作表列）的系統整理就是很值得去進行的項目，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的「日本表演藝術網絡」（Performing Arts Network Japan）便有不少當地劇作家和作品的日文和英文資料。另外近年華文地區上演不斷的德國當代劇作，看似是大家對這些劇作特別關注，但這其實與劇作的中文翻譯與出版有莫大關係。這些文化的軟性輸出與推廣，是香港目前最缺乏的環節，亦是編劇與他們的創作，能夠長遠地和有想像地發展的條件。本地創作的活力絕對不容忽視，問題是不要甘於讓這些活力在生態的空白、政策的缺失中被消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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