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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: 新文本運動 :::
「新文本號外」每半年發佈一次,每期均以專題形式,組織約二至三篇深度論文,整理新文本工作室成員的成果,以更宏觀和全面的角度,綜合分析當代歐陸新文本的種種特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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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轉載)思考香港編劇的進路與出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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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國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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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文原刊於 《文匯報》副刊 2016年2月13日)
去年底,「前進進戲劇工作坊」主辦「近年編劇平台及創作生態論壇」,不同世代的創作人熱烈討論,勾勒出香港劇場編劇所面臨的各種問題與挑戰。
缺乏藝術中介 市場化受阻
在「近年編劇平台及創作生態論壇」上,策劃人兼講者之一、「前進進」藝術總監陳炳釗向在台上的三位新進編劇(這裡說的新進其實也是相對於台上一眾資深創作人而言),包括王昊然、李穎蕾和胡境陽,問了一道有關編劇的願望的問題。王昊然很直接的就道出:希望每月有能維持基本生活的薪金,然後可以專心創作。這個問題引起了與王昊然同代的編劇的認同,同時他們亦表示,能夠與身邊同路人交流的意義與重要性,他們需要的除了是來自比他們有更多經驗更多的創作人的提示外,可能更需要的是彼此間的互相取暖,多於是所謂的「競爭」。事實上,在不少筆者曾參與的本地培育編劇創作平台的活動上,編劇互動與支持的場面不少,他們可能是演藝學院編劇課程的同學、或是曾在工作坊內遇上、或是在同一個讀劇平台上認識:這多少反映這一代能透過多元的途徑認識編劇甚至是發表作品,與以往透過各自修行、埋頭苦寫、看劇本自學的創作狀態大相逕庭。
然而對所謂「全職創作」,有時亦可能只是美好的想像。在香港以外不見得就有比這裡更好的條件,亦不見得很多人會像挪威國寶級當代劇作家約恩.福瑟(Jon Fosse)般會有政府全方位照顧;很多編劇亦必須同時兼任教職或其他書寫創作才能生活,不過有些機制的建立,的確比香港有優勝之處,令編劇作品的出路可以有更長遠和具生命力的發展。
其中中介(agent)公司或經理人的角色,在香港來說一直是一片未被發掘的空白。剛在英國完成編劇課程的創作人甄拔濤,在「前進進」論壇上分享了一些當地的新作比賽和編劇平台,這些都是中介公司或經理人找尋新秀的渠道。有潛質的作品不像香港般──由一個劇團上演一個周末後便銷聲匿跡、重演機會大受場地和主辦者節目策略限制、劇作出版亦不蓬勃──而在這情況下,劇作未能有中介為作品打開更多發表的機會與空間,這不單牽涉到劇作者能有演出版稅的收入,亦影響劇作是否能有更長的生命周期。
香港編劇在創作數量上之多,有時未必與創作人的創作力有必然關係,亦可能是被環境所練就出來的,為了生存,就只能不斷製造新的作品,而不是「創作」。在香港這個仍然主要依賴資助(包括劇團運作和場地營運)的劇場生態下,製作循環很受資助政策的制約;前述的「演期短」的現象固然與香港觀眾數量有關,但即使有「演期長」的可能性,香港欠缺私營劇場的問題仍然令有機會的作品難以突圍,這是令所謂劇場「產業化」、「市場化」困難重重的原因之一。劇作如花開花落,對創作人來說欠缺沉澱的空間,加上新作數量多而相對能針對評論劇作的劇評作品少,即使有心人(主要是兼具編劇身份的劇團藝術總監)近年大量催生編劇平台,但這些平台可持續發展的條件,和從中被發掘出來的新進者可以繼續留在創作圈內的可能性,與作品能否透過評論有被討論的空間,這種種都使平台出現的初期令人振奮,但往後總是出現數量高於質量的弔詭。
編劇平台缺乏後續支持
最近不少平台如「香港話劇團」的「編劇實驗室」、「前進進」的「新文本實驗室2.0」等,都思考編劇展演成果的不同可能性(甚至是否一定要有「成果」),和在培育的過程中,更多介入劇場構作(dramaturgy)的元素,令新進編劇在更多創作前的研究和梳理創作脈絡、方法的過程裡,找到更有視野和更有挑戰性的發展空間。
另一方面,常說本土劇作在海外交流和推廣都較音樂和舞蹈困難,香港劇作家被認識的機會往往不多,語言當然是其中一個問題,但是否沒有解決的方式?如香港編劇網上目錄(包括劇作家介紹和創作表列)的系統整理就是很值得去進行的項目,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的「日本表演藝術網絡」(Performing Arts Network Japan)便有不少當地劇作家和作品的日文和英文資料。另外近年華文地區上演不斷的德國當代劇作,看似是大家對這些劇作特別關注,但這其實與劇作的中文翻譯與出版有莫大關係。這些文化的軟性輸出與推廣,是香港目前最缺乏的環節,亦是編劇與他們的創作,能夠長遠地和有想像地發展的條件。本地創作的活力絕對不容忽視,問題是不要甘於讓這些活力在生態的空白、政策的缺失中被消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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